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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面的功夫就看清了两人的面容。

    巧得是，这两人，他都认识。

    “真是山村匹夫，官设的驿所，岂是你放肆的地（方）——”其中一身浅黄长裾，方脸平眉的士人一进屋就愤愤不平地指着游侠谴责，结果视线不经意地与崔颂对上，顿时像被填了一嘴米糠的鸭子，狠狠地噎在原地。

    他手上犹抱着竹箱，提着湿哒哒的衣摆，仿若痴傻地瞪着崔颂，半天说不出话。

    另一个士人见他停下，不解地上前。

    “萧图兄，发生何事了——”

    那布衣士人绕过方脸士人，同样看见了前方的崔颂，顿时也默了。

    两次戛然而止，让整个驿舍变得安静而诡异起来。

    唯有游侠一无所觉地坐在原地，大口大口地喝酒，对那方脸士子的斥责毫不在意。

    进来的两个士人，正是崔颂在洛阳文会上见过的寒门文士——贺维与江遵。

    前者拦路与他较量了一番数学，后者曾在祢衡踏火盆时出声阻止，还向他请教“踏火而不伤（莱顿弗罗斯效应）”的出处。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二人。

    崔颂忍不住用指腹磨了磨下巴。

    这……算不算是狭路相逢？

    第56章 志才论董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那个名叫江遵的布衣士子，他摆出一个和善的笑, 拢袖上前：

    “世间不过一个巧字——没想到能在此处与崔兄弟遇上, 真叫人欣喜不已。”

    崔颂实在没看出江遵二人哪儿有欣喜的样子。尤其是贺维, 目光趋于呆滞, 一副受到刺激的模样, 怎么也不能把江遵的客套话当真。

    将门关上, 崔颂侧过身, 为戏志才挡住门隙间的冷风, 回了江遵一个同样“和善”的笑：“确实是巧。二位远道而来，又受了风雨, 不若早些上楼换洗一番，以防寒气入体。”

    不速之客一茬接着一茬, 光戏志才就够他头痛了的。崔颂完全不想应付江遵与贺维, 只准备说些场面话，早点把两尊大佛送走。

    听着双方违心的寒暄, 大马金刀坐着灌酒的游侠嘲讽似的笑了笑，毫不遮掩的嗤笑在安静的大堂显得有些刺耳。

    江遵微垂下眼，神色如常。崔颂犹记得对方进门时对戏志才的无礼，索性当作没听见。听着戏志才压抑而难以自抑的轻咳, 想到史书上寥寥无几、最终止于“早卒”的记载，崔颂不由有些烦闷, 草草向几人拱手：“在下友人身体不适, 就此别过。”

    崔颂扶着戏志才上楼, 将他安置在自己的榻上。

    “我观志才身体欠妥, 可有寻过医？”

    另一个自己从未提过戏志才的病症，想必这病一定是近期显的征兆。

    戏志才摆摆手，饮过崔颂递上的热水，待咳症有所舒缓，才道：“小小风寒，不碍。”

    崔颂欲言又止。虽忌于历史，对戏志才的身体状况有所怀疑，但他与志才不过初次相见，又有着怕被怀疑的顾虑，终究不好多说，只隐晦地提了一二，希望戏志才能早日重视身体的异状，免去“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

    旧友重逢，免不了秉烛夜谈。

    纵然崔颂心中乱跳，可这场硬仗，他不得不打。

    二人先是叙旧了一番，又互相倾吐了各自的近况。包括钟繇与荀攸的事。

    崔颂方才知道，戏志才这一路也不太平。

    山高水远，乱军劫掠，盗贼猖獗。一人带着一个小僮，从颍川赶到长安，途中遇上的危险，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尽。

    提及董卓，崔颂意外地发现，戏志才对董卓的观感，远没有其他的士人那般糟糕。

    “这天下方呈乱象，局势未定，若有一强权者，为衰颓的汉室扶以一臂之力、力挽狂澜，未必不能稳定朝纲，救黎民于水火之中。”戏志才目光毅然，“董仲颖行事为人诟病，但他若能集权柄、除乱军、安天下，便是私德有损，亦不妨为一方枭雄、千古功臣。”

    戏志才的观点，与时下主流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

    崔颂从他的言谈中读出了对“中央集权”的推崇与对“君君臣臣”的轻视，暗暗吃惊之余，对于史书记载的“负俗之讥”也有了理解。

    如此言论，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汉朝，必然是要受人讥议的。

    戏志才既已提起了这个话头，言谈之间毫无避忌，崔颂自然也不可能保持沉默。

    他努力回忆另一个自己这两个月以来的教导，试着代入另一个崔颂的立场，接下这道论题。

    “然则董卓毫无治国之能，虽有擢用名士之心，却更爱排除异己。残杀百姓，此乃不仁；四处抄略，掘皇土，广铸币，此乃不义；除张伯慎（张温）、杀袁次阳（袁隗），此乃忘恩；烹大臣、灭袁氏满门，此乃丧尽天良、人心尽失。比之暴秦，尚且过焉。上至官宦，下至庶人，提起董卓无不两耳发麻，又惧又恨，敢怒而不敢言。荀子曰，‘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1]’。远非董卓可及。董卓之所作所为，以吾视之，必将天降丧乱，不得长久。”

    戏志才道：“芟除敌患，聚资而退，何过之有？唯独一点——董仲颖手段太过粗糙，又不懂得制约亲兵，方才惹得众怒。若制定法度，改弦更张，以身作则，‘奉法者强则国强[2]’，何愁不能安邦固国，枯木逢春？”

    崔颂忍不住问：“则民若何？”

    董卓的统治如此残暴，官宦士子尚不能保全自身，那普通百姓该怎么办？史诗中记载：董卓的军队滥杀无辜百姓，拿他们的人头充当讨贼的军功——为了彰显自身的强大，连虐杀无辜弱者这种事都能做出来，如何指望他爱民、利民？

    不管什么时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都有一道平衡。压迫的极致是反抗，一旦平衡被打碎，接踵而来的就是造反。

    “若无一统，战乱流离，死去的百姓会有多少？生命都不能留存，何谈‘民若何’？”

    崔颂哑然。确实，根据后世资料，凡是大分裂期，人口锐减的数值都令人心惊胆战。距后世分析，东汉人口约有五千多万，到魏国建立的时候，人口只剩下几十万！一百个人中只活下了一个，连曹操都忍不住写下“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纵观各个朝代，盛世也好，暴政也罢，只要维持着大一统，又无过多的天灾人祸，无论人民过得如何，人口总数至少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兴，百姓苦；亡，百姓苦。[3]”究竟是“兴”更苦还是“亡”更苦，谁也不能断定。单论惨烈程度，战乱带来的伤害，可比一个昏聩的政权要深厚得多。

    可想到一路以来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