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四章 得手

    铺着砖石种栽着椴树和洋槐的院子，包含着一个四周围着绿篱的小花园，花园中紧裹着一个水池子，池中喷出成拱形的水柱子，今天的拱形稍稍有些不平衡，因为有风。几只麻雀，两三只松鸦或鸫鸟在树丛里呱呱喳喳地闹腾，陪伴着一只标写着"修补工具大全"字样的白乎乎的塑料口袋，它挂在了一根细树枝上，被一丝丝的小风吹得圆鼓鼓的，就像一片小篷帆，它颤悠着，抖动着，好似一个有机体，在发出噼劈啪啪的声响和芦笛般的音乐。在它的下方，躺着一辆带有支撑架的儿童自行车。院子的角落上安置着三个微不足道的后视镜，在每幢别墅的大门上，各固定着一个录像监视镜头，分别睁着小眼睛盯着这一片小小的全景尽管椴树的枝枝权权堵塞了别墅之间的视线，本加特内尔还是分辨出了露天平台上带条纹的折叠式帆布躺椅，还有柚木桌子，他还看到了门窗前的阳台和很大的玻璃窗，还有矫揉造作的电视天线。再远处，依稀可见一长条造型丰满的公寓楼，显示出某种建筑风格上的差异，不过一切都很好，没有任何不协调的东西：1910年的式样与1970年的风尚比肩而立，如此相配，显得和平共处的和谐，金钱的力量是那么强大，竞能淹没不伦不类的历史误差。

    这些别墅的居住者仿佛有一个共同点，年纪四十五岁上下，在不同的视听领域中挣大钱。有一个肥胖的年轻女子，在一间蓝色的办公室里，头戴一个硕大的耳机，在计算机上敲录下在附近播送的一篇文章，每天将近十一点时，本加特内尔都早已在国家广播电台的一个频道中听到过它了。有一个棕红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目光散漫，嘴角总挂着微笑，不怎么见他从平台的长椅子上离开，看样子像是电影制片商或者别的什么，反正年轻女郎们总是走马灯似的在他身边来来往往，好家伙。有一个电视台的战地女记者，不常住在这里，却在地球上所有发生冲突的地方过日子，带着她的卫星电话，从一个地雷上跳到另一个地雷上，一会儿在高棉人那里，一会儿在车臣人那里，在也门过几天，又在阿富汗过几天。当她回来时，她就关起窗门板，没日没夜地睡大觉，来调整时差，反正本加特内尔不常看见她，除非有时候在自己家电视的屏幕上。zWWx.org

    但是眼下，他一个人都看不到。就在这天上午，越南大使馆的背后，还有五六个穿着厚厚的运动衣裤的外交官，像平常日子一样在打太极拳。可现在，在大使馆栅栏门内，却空无一人，只有一块钉在一棵树上的篮球板，一个不太像样的秋千，一个面朝天的生了锈的保险箱，在高大的水泥墙那空荡荡的墙根下，放着一把空空的椅子。似乎在栅栏门之后，天气就更加炎热，更加潮湿，仿佛大使馆制造出了一个东南亚的小气候。无论如何，本加特内尔只是在远远地瞧着世界。

    如果说他在观察着人们，他却离群索居，跟谁都不打招呼，除了每星期一，他要去楼下的退休牙科医生那里，给他送去数额不菲的房租，因为他是按周计价向老牙医租的房子。对此安排，人们恐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本加特内尔从一开始就明告牙医，他不会住很长时间的，他很可能说走就走。绝大多数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地把自己关在套间中，不过这不妨碍他在厌烦透顶时，偶尔也出来透一透气。

    现在，他正好就出来兜一圈，瞧，这不是战地女记者嘛，她的样子好像刚刚睡醒，呵欠连天地赶去参加某个编辑会议。这是一个开着小小的奥斯汀轿车的高个子金发女郎，她的车子是白顶翠绿色的车身，散热器撞破了，车玻璃上塞满了小条子，条子上写着通知，让她立即把车送到警察局的车辆处去，警察局长，她的一个朋友，将把它炸毁。因为这里是一个富人街区，居住着不少的名人，而这些名人又认识不少的名人，这是一些很漂亮的街区，有不少狗仔摄影师常来这里。

    恰好，有那么两位摄影师藏匿在米兰街的一个大门的洞廊下，手里拿着灰色塑料的长方形大机器，它们不太像是照相机，而像是电视摄像机、潜望镜、外科器械，或者甚至是带红外线瞄准器的武器。这些猎奇的狗仔是那么惊人的年轻，穿戴得如同要去海滩，短袖子衬衣，齐膝的短裤，但他们的神情十分严肃，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对面的大门洞廊，无疑，他们正等待着一个超级明星和明星的新相好的出现。本加特内尔好奇地停住了脚步，在他们旁边悄悄地等候了一会儿，丝毫没有表现出他的兴趣，直到他们不乏礼貌地示意他离得远一些。他不是那种较真的人，他离开了。

    他很悠闲，几乎悠闲得有些痛苦，他要到欧特伊墓地去兜一圈，墓地很近，只有几步路远，而且面积也不大，里面安息着不少英国人，不少男爵和远洋轮的船长。

    一些墓碑石破碎了，就这么遗弃在那里，另一些则得到了修复；有一处坟墓设计得像是一个小小的亭楼，有雕塑装饰，在放门毡的地方刻写着信经的经文，看样子正在重新整修。本加特内尔不停步地经过了德拉艾的坟墓--尽管他回过头来，在墓前扶正了一盆翻倒了的杜鹃花，经过了一个无疑有重听症的陌生者的坟墓--墓碑大声喊着，他的奥尔良的聋人朋友们怀念他--然后，经过于贝尔罗贝的坟墓--墓碑喃喃道，孝敬的儿子，温柔的丈夫，善良的父亲，忠诚的朋友——然后，又是类似的玩意，够了：他走出了欧特伊墓地，拐上了克洛德·洛林街，走向米开朗琪罗街。

    在那里，稍稍晚些时候，当期待已久的超级明星及其新情人穿过洞廊出来时，两个摄影师便开始朝这一对人扫射。小情人扭来扭去，天使一般地微笑，超级明星虎着脸，从心底里让摄影师见鬼去，而本加特内尔刚好从墓地转回来，满脑子不知在想些什么，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回家路上居然闯入了他们的镜头。回到家中，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又趴在窗前看风景，就这样慢悠悠地等待着暮霭的降临，日光不慌不忙地为房屋和植物，为台阶和洋槐树拉长再拉长影子，直到这些东西自己连同它们的影子沉浸在一团更大的阴影中，阴影溶化掉它们的轮廓，它们的颜色，最后消化它们，喝下它们，使它们熄灭，消失，而就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是我，鳗鱼说，事情办得很成功。你肯定没有人发现你吗?本加特内尔还是有些担心。你想想，鳗鱼说，后面连个人影子都没有。说实在的，甚至在店铺里也没有一个人影子。现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行得通啊，你说是吧。闭嘴，臭狗屎，本加特内尔说，还有呢?现在货在哪里?按照计划，一切都在冷冻车里，鳗鱼回答，它就停在我家附近，你租好的车库的小间里。现在，我们干什么呢?

    明天，我们在夏朗通见面，本加特内尔说，你还记得地址吗?

    此时此刻，Lee依然面对着一杯啤酒，太阳底下的同一杯和另一杯，但是，如果说他没有离开左岸的这一街区，他却换了一家酒吧。他现在安坐在奥德翁的十字路口，照一般习惯，这里不是喝一杯的最理想之地，尽管总是有人忠诚不变地来此地：这是一个交叉路口，热热闹闹，四通八达，喧哗嘈杂，被夹塞在红灯绿灯和车水马龙之间，此外，从丹东街穿来的强劲的穿堂风总是把这里刮得凉飕飕的。但是，在夏天，当巴黎变得有些空荡荡时，咖啡馆的露天座却是值得一坐的，光线平和，交通锐减，同一个地铁站的两个出口的景象不会被什么挡住。

    很少的人从这两个地铁口走进和走出，而Lee就看着他们经过，兴趣尤其集中在女性行人这一半上，他知道，从数量上说，她们至少要多于另外一半的男性行人。

    这一半的女性行人同样也可以，他注意到，划分为两种人：其中一部分，当你看着她们走下一个地铁口的楼梯时，你刚刚离开她们后，会回过头来看你一眼，当然也并不永远如此，还有一种，当然也并不永远如此，不会回过头来看你一眼。

    至于Lee，最开始，他总是回过头来看，来评价这一个新看到的女人到底属于哪个阶层，是回头看的那一类，还是不回头看的那一类。随后。若是另一位不回头，他看到自己再频频回头也是白搭，便也就像她一样行事，按她的方式退缩，模仿她的行为漠然处之。

    但是，今天没有一个女人回过头来看他，Lee将悻悻地回家。由于找不到一辆空的出租车——顶灯亮着，显示器圆板熄着——又由于时间慷慨地允许，步行着回家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路相当远，但还完全可以走，一点儿运动看来只会让Lee的思绪清醒一些，尚未倒过来的时差令他的脑子还有些晕乎乎的。。

    在混乱中，在记忆的乱麻中，他的思绪落实到了保险公司和保险箱商人上，他该打电话联系一下了，有一份关于雕像基石的估算表，需要重新商谈，还有马尔提诺夫，必须将他重新推出，因为眼下他是他手里唯一有些冒尖的艺术家，另外，画廊的照明该彻底重新推敲了，因为现在有了那一批新得到的古董；最后，他实在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再给索妮打电话。他东扭西弯地走在人行道上，在狗屎之间绕来绕去，随着他渐渐地走近阿姆街，各种都市风景也接二连三地扑面而来，一个戴着墨镜的家伙从一辆白色的罗威尔车中抻出一面大鼓来，一个小姑娘对她母亲嚷嚷说，她经过深思熟虑，已经选择了秋千，然后，有两个年轻女人为争夺一个停车场的泊位吵得不可开交，恨不得把对方生生吞了下去，她们后面的一辆冷藏小货车则飞也似的驶远了。

    来到画廊后，Lee被一个艺术家拉住了，聊了一阵子，他是从拉吉普那里来的，想对费雷展现他的计划。这是一个爱嘲弄人的年轻雕塑家，很自信，他在艺术圈里朋友多得很，而他的计划也多得很，这一点，Lee是看清了的。这一次，他不是要在一面墙上挂一幅画，而是要用硝酸，把收藏家的墙给销蚀了，由此来代替一幅画：他要弄出一个24厘米乘30厘米的小方块，25毫米深。不妨说，我是发展了负面作品的概念，我要减掉墙的厚度，这位艺术家解释道，而不是增加它。当然啦，Lee说，这很有意思，但眼下我已经不怎么朝这一方向发展了。

    我们也许可以来探讨某些东西，但这以后再说吧，现在不谈。这个嘛，我们必须以后再谈，你把你的小册子留在这里，我会找你的。Lee刚刚摆脱了那位销蚀大师，就打算在一个女助手的帮助下，了结所有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已经雇佣了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年轻女子，以代替德拉艾，这是一个有厌食症但却维生素过量的人，她只是做试用工，必须考察她的能力。他已经委托她开始做一些小事情。

    接下来还是打电话的事：Lee找了保险商和卖保险箱的商人，两人都将明天来。

    他又重新考虑了一下雕像基石的估算表，同样给基石商打了电话，预定了在这个星期里见面谈一次。他在电话中没有直接找到马尔提诺夫，只是在他的留言录音中留下一段智慧的杂糅，混杂有告诫、鼓励和提醒，总之，让他好好干。他长时间地和伊丽莎白一起，商讨改善画廊照明效果的最佳方法，以便展出极地艺术品。

    为了明确他的想法，Lee建议到工作室中去找它一两件来，咱们不妨这样吧，伊丽莎白，就用象牙织品和一个猛犸象牙来做它一个试验，你就将看到我所说的意思。说着，他就朝画廊的后间走去，他打开工作室的锁，一切都亮在了他的眼前：

    柜橱的门被撬开了，大开着，里头空空如也。

    现在，再也不必问自己还要不要给索妮打电话了。

    本加特内尔把两个上了锁扣的很大的旅行箱放在门口，套间也收拾得整整齐齐，仿佛他准备不久后就要腾空房间似的。他突然锁上门走了出来。就像一个音叉，就像电话铃或者地铁自动门关闭之前的信号声，这一记干涩而又沉浊的喀吧声产生出一个几乎完美的调音，使得那架贝什斯坦三角钢琴的琴弦一下子共鸣起来：在本加特内尔离开此地之后，十到二十秒钟期间内，一个大调和弦音之幽灵游荡在空荡荡的套间中，然后慢悠悠地散成丝丝缕缕，最后化为乌有。

    本加特内尔穿过爱克林荫大道，接着沿林荫大道朝塞纳河方向走了一段，然后就拐入夏尔东一拉伽什街。在炎热的夏季里，十六区比平时更为荒凉。以至于夏尔东一拉伽什街的某些角落竟然显现出一副核战争之后的颓败景象。在凡尔赛大道的一幢现代化公寓楼的地下停车场中，本加特内尔找到了自己的汽车，然后，他就驶向塞纳河，沿着河畔走快车道，直到絮利桥之前才离开快车道。

    他来到了巴士底广场，从那里，他拐上很长很长的夏朗通街一直奔东南方向，径直驶向夏朗通镇。他就这样沿着十二区的脊椎骨，在它的轴线上穿越了整个街区，在这个时期里，十二区比起十六区来，稍稍更有一些人气，这个区的人不如十六区的人那样经常休假。在人行道上，我们尤其可以发现一些出生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和一些处于第三年龄阶段的侨民，慢悠悠，孤零零，茫然失措。

    在夏朗通的人口，菲亚特车向右拐入一条小小的街道，街名不是莫里哀就是莫扎特，本加特内尔从来不记得街名到底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但他知道，它最终会垂直地交会于另一条快车道，而过了那快车道，就是塞纳河畔一片小小的工业区。这个区里，有一排排的货栈，一个个金属板的小间，有的上面还漆着公司的名称，其中有用喷漆喷的和不用喷漆喷的。这里同样还有许多租用的储存仓库，占地面积大小不等，从两平方米到一千平方米都有，眼前就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计算机软件用软盘"。这里还有那么三两家十分安静的小工厂，看样子只调动了一小半的潜力，另外，还有一个过滤站，所有这一切都分散在一段公路的周围，看来，这段公路是条无名的路。

    在炎热的盛夏中，这个区域比别的任何地方都要更空荡，几乎寂静无声：唯一可觉察到的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模糊的隆隆声，低沉的嗡嗡声，不知什么的回声。

    这里，一年到头都没有人来，撑死了最多只会有两对夫妇带着他们的狗散步来到过。一些汽车驾驶学校的教练也看上了这块地，不约而同地前来，利用交通的零度，毫不冒险地来提高学生们的驾车技术，偶尔，也有一个骑自行车的旅游者，肩上扛着机械，穿越这里来借道那座桥，穿过塞纳河去依弗里。从这一座步行桥上，人们可以看到其他许多桥横七竖八地架在水面上。就在河流上游与马恩河的交汇处，一个巨大的中国城矗立了起来，这个具有华夏风格的商业中心的建筑面临着水流，也面临着破产。

    但是，今天，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一丝人影。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辆小型的冷藏卡车停在一个储存仓库的前面，什么人影都没有，只有鲽鱼坐在车子驾驶室里，车上配备有一套国王牌温度控制系统。本加特内尔把他的菲亚特轿车并行地停在冷藏货车的边上，摇下车窗玻璃，却不下车：倒是鳗鱼从他的货车中跳了出来。鳗鱼热得够呛，鳗鱼抱怨不已。汗流浃背的样子更增强了他外表的邋遢：他的头发是一蓬油腻腻的乱草，斑斑的汗渍一圈压一圈地叠印在他的广告T恤衫上，满是污垢的条纹纵横交错在他的脸上，像是早生的皱纹。

    成了，鳗鱼说，全在这里了。现在拿它们怎么办?你把它们搬过来，本加特内尔答道，说着把车后箱的钥匙递给了他。你把所有的货都给我码放齐了。你要小心在意，把手脚放稳重些。你看看这天气，鳗鱼又提起话头。给我搬去，本加特内尔重复道。

    本加特内尔依旧呆在方向盘后，没有离开驾驶室，一直监视着，确保没有人看到这一幕，他一边戴上一副羊皮手套，摸起来又柔软又轻便，是用亚麻线缝成的，一边窥视着车后箱中货物的搬运。天气确实很热，没有一丝丝的风，鳗鱼大汗淋漓。他那因吸毒而萎靡的肌肉仍然在T恤衫底下微微抖动着，而本加特内尔不喜欢这个，不喜欢看着这个，不喜欢依然喜欢看着这个。随后，活儿一干完，鳗鱼就回到菲亚特这边来了。成了，他说。你想看一看吗?嘿，你还戴着手套哪。

    这是因为天气，本加特内尔说，这是因为我，这是因为炎热。这是因为皮肤病。

    这不用你来管。你真的全都卸下来了?全都卸了，鳗鱼说。等一等，让我检查一下，本加特内尔说，他跳下了自己的车，点了点车后箱的内容。

    然后他重新抬起头，皱起了眉头。少了一个，他说。一个什么?鳗鱼说。一个箱子，本加特内尔说。

    有一个箱子不在里头。你开什么玩笑，吸毒者叫嚷起来，来的时候是七件，现在还是七件。没错。我想不对吧，本加特内尔说。你快到冷藏车里去瞧一眼，你肯定是忘了一件。

    鳗鱼疑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然后，当他爬上卡车冷藏室的后门后，本加特内尔手疾眼快地啪的一下在他身后关上了门。鳗鱼沉闷的嗓音，一开始还嘻嘻哈哈，随后就变了腔，再后来就不安起来。本加特内尔关紧了门闩，绕过冷藏室，打开了驾驶室的车门，坐在了方向盘前。文山雪的画中的薛定谔